尼尔·波兹曼在 1985 年写了《娱乐至死》这本书，可能他也没有预料到在写完这本书的二十年后互联网横空出世，几乎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整个印刷时代建立起的知识论，甚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电视机的问题。但实际上，波兹曼所担心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电视机被取代并不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娱乐化的危害，而是互联网取代了电视，并且娱乐化更深刻的入侵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波兹曼作为一个横跨了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的人能确切的感受到这种变化，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怕是很难再意识到这些问题了。
如今互联网让信息的媒介变得更加多样，除了视频之外还出现了微博、短视频、图片、博客、有声播客等不同形式的内容，这些内容几乎占据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空闲时间。
在互联网早期，网上冲浪内容比较多的是论坛、博客、门户网站和网文这类内容，2009 年的新浪博客约有两亿的用户量，拥有用个人博客或者其他类型博客的用户量也有一亿多人。贴吧、天涯和西祠胡同这些论坛用户同样都有很强的讨论和创作的欲望。我记得以前贴吧经常能看到长篇连载小说，或者中短篇内容，很多人也都有写博客的习惯。
后来类似 X、微博这种类型的产品出现后逐渐吸收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流量，再然后是图片类型的产品（比如现在的小Red书），以及短视频。
微博这种类型的内容有个特性，就是文字很少，而且还有 140 字的限制，平台本身更期望用户少写点文字，太长的内容大家没耐心看，或者用户可以提供图片/视频，这也是用户很乐意看到的内容。因此，这种短文+图片类型的内容更适合的是承载的是新闻、日常生活、瞬时的想法、碎片信息等等，仍然无法摆脱娱乐的本质。
短视频是特殊类型的电视，因此书中分析电视的结论也适合短视频。但不同的是，短视频更短，内容制作方门槛低、质量层次不齐。尤其是对于有些无限流上滑切换类型的产品，它会大幅度降低用户对内容的耐心，因为要切换内容太容易，比拿起遥控器换台还要容易，而且内容太多太丰富了，开头不好看的直接切换下一个，完全没理由看下去，精准的算法会给用户推荐爱看的，会牢牢抓住用户的内心。短视频之所以流行，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短视频的语境更短，所需要的上下文更少，观众需要付出的耐心和精力更低，接受程度自然就很高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短视频创作者，那么一定要注意的是，开头的几秒钟是整个视频最重要的部分，决定性的影响着你的视频播放数据，一旦用户看完了前几秒那么至少会因为沉没成本接着看下去（短视频切换下一个之后再切回上一个进度会清零，想必这也是为了提高视频完播率的一个手段）。
用户的耐心就在这一次次的滑动中被逐渐蚕食，滑动一下大拇指，这几乎是人类所有动作中最方便最简单最不费力气的操作了，没有任何成本，但用户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视频，有一点点不合心意就再滑动一下大拇指，又是一个精心制作的视频。
可能这也是短视频平台很难把中长视频做起来的原因，用户打开这个 App 的一瞬间就已经把耐心降到了最低，这是用户心理的期望，毕竟这和产品本身的设计是相辅相成的。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短视频平台的中长视频页面不会做成那种全屏播放、上滑切换了，因为用户看到这样的页面潜意识里已经决定好了要看短视频了。
虽然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主要是对比电视机和印刷内容对文化和知识的影响，但他们所带来的问题和今天是类似的，我们还没来得及解决电视带来的问题（甚至还没意识到）就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好在这些问题书中都有答案。
信息发达的今日，政治任务诉求的不是富有逻辑的政见，而是个人魅力；新闻诉求的不是专业与真相，而是悲情与娱乐。自从电报、新闻、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出现，数千年习以为常的知识承载方式在百年内被打破。抛弃过去书写文字所呈现的逻辑思辨，我们变得更容易决定，但也更轻率。当一切都被娱乐化，我们将毁于自身所爱。
媒介不止是媒介
要了解整本书的内容，必须要先搞清楚媒介的隐喻，波兹曼也是从介绍媒介的隐喻开始，然后延伸到电视媒介为什么会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电视，媒介在其中发挥了远比人们认为的要大得多的作用。
首先要说明的是媒介不仅仅是媒介，也是内容本身的一部分，同样的内容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所表达的含义和影响也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内容和文化。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我们可以类比刘易斯·芒福德曾经思考过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
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
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把新闻变成商品。
媒介-知识论
媒介也影响着人们的知识论，我们可以说真理的定义中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介的性质。
先举个例子阐述媒介是如何影响知识论的。非洲西部有一个部落，至今仍然没有出现文字，他们的知识媒介完全依靠对话口述，因此他们的法律同样也是依靠口述。
当出现纠纷时，首领会从自己满脑子的谚语中找到一个适合当前现状的话，然后帮助大家解决纠纷，大家也会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真理重见天日。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非洲部落，圣经人物也同样用的这种办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谚语和寓言就代表了真理（即使是今天）。
但是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今天的法庭不仅要听证人的口述，更需要看法律文书、案情摘要、引证等印刷材料辅助判断，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印刷品的权威。
“眼见为实”作为一条认识论的公理，从来都享有重要的地位，但“话说为实”“阅读为实”“计算为实”“推理为实”和“感觉为实”的重要性，随着文化中媒介的变化，也在跌宕起伏。随着一种文化从口头语言转向书面文字，再从印刷术转向电视，关于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
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关于媒介对文化和知识的关系作出如下总结：
- 媒介的变化带来了人们思想结构或认知能力的变化。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 我们的符号环境和自然环境一样，已经到了劣化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
- 任何一种新的工具出现都会逐渐进入平衡，有得有失，电视同样也有一些优点，比如给人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情感支持。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接着波兹曼介绍了印刷机时期的美国社会，我们将会看到那时的美国人是热爱阅读的，人们的知识素养远高于后来的电视时代，这也充分证明了媒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在美国殖民地时代的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 1640 年到 1700 年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在 1681 年到 1697 年间，殖民地妇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约为 62%。
早在 16 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关于这个变化，刘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
因此，在殖民者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进入 19 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在 1825 年至 1850 年间，收费图书馆的数目翻了三番。那些专门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种手段。
除了阅读之外，演讲厅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工具普及程度也非常高，1840 年的美国，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在那些演讲的人中有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们同时也是作家）。
从上面几个现象可以看出，此时的美国是具备了广泛的阅读环境的，阅读成为了美国人日常的消遣，以阅读为基础的演讲也普及到了几乎每一个村庄。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虽然如今的印刷品数量远多于当年，但是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
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人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作者这里开始论述媒介对思想的影响，其实道理很简单，阅读和看视频对大脑的塑造显然是不同的，媒介不仅会影响着文化和知识，也在影响人们的思想。
我们先从一场辩论开始，可以看出当时美国人的思想状况。
林肯-道格拉斯辩论（也被称为1858年的大辩论）是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进行的七场辩论。
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斯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做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里并不是要讨论这场辩论的内容，而是要说，类似的辩论正在美国的每个角落上演，作为普通人的听众完全能津津有味的听完长达七个小时的演讲，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
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今天有哪一个美国听众能够容忍7个小时的演讲？或者5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道格拉斯在奥托瓦半个小时的演讲中包括了三个关于废除黑奴制度的决议，这三个决议句法复杂，措辞符合严格的法律行文。林肯的答词更为复杂，他引用了他在另一个场合进行演讲的书面稿。葛底斯堡演讲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恐怕近乎天书。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
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作者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电视娱乐节目统治下的美国
当进入 19 世纪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深入到了每个家庭，人们接受信息的主要媒介从印刷书变成了电视节目，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知识和思想的变化，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波兹曼所说的媒介的变化。
19 世纪美国的边境线已经延伸到了太平洋，30年代的基本铁路系统可以使美国的货物和人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但直到40年代，信息的传播还是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行进的速度，准确地说，无法超过火车的速度，更准确一点儿说，只能达到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由于这种局限，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仍然只是由不同地区组成的一盘散沙。
电报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电，众望所归的事情发生了，塞缪尔·莫尔斯找到了把电用于通讯服务的有效方法，并由此一次性解决了空间的问题。
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莫尔斯预测电报将“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电报会产生其他的结果。电报摧毁了关于信息的原有定义，并赋予公众话语一种崭新的含义。
亨利·大卫·梭罗是少数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一个人，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开辟全国第一条电报线路4年后，美联社成立了，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
电视
就在莫尔斯重新定义信息的意义时，路易·达盖尔重新定义了自然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说，重新定义了现实的意义。1838年，为了吸引投资者，达盖尔在一个通告里说：“达盖尔银版法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一种工具……（它）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事实上，光靠达盖尔银版法还不能达到这种能力。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一个英国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发明了从底片翻出正片，直到这时，照片的大批量冲洗和发行才成为可能。
“摄影术”这个名称是著名天文学家约翰·F·W·赫舍尔起的。这是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在英语里，它的字面意思是“用光书写”。
但是，摄影和文字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 摄影只是一种描述特例的语言，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
- 照片中没有句法，无法提供任何意见，只能表现事实，而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讨论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
- 照片是脱离语境的，并且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图像和文字功能不同，抽象程度不同，反映模式也不同。图像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
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
电视在很多方面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它指挥着我们应该看什么节目、买什么商品、读什么书。
罗兰·巴特认为，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我们早已经不会为电视这个机器本身感到惊喜和迷惑。
我们不再重复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奇迹，甚至连“电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随着电视逐渐成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
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
娱乐至死
上面几章已经介绍了印刷术和电子媒体对知识的影响，以及美国社会随着不同媒介发生的变化，下面作者进一步的介绍了电视节目具体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认知。
首先要表明的是，由于电视本身的特性，导致了**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
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并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将新闻节目做此定位的人。他们播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1984年，WCBS电视台和WNBC电视台都大力报道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已经试行把所有要学的科目都唱给学生。在电视里，学生们戴着随身听，听着摇滚音乐，而歌词则是由一个演讲稿的八大部分组成。提出这个建议的约茨科·亨德森先生正在计划把数学、历史和英语也纳入摇滚音乐计划，希望以此获得学生更大的欢心。
在当今所有的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5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做1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把一切内容都娱乐化带来的问题可能是非常严重的，这也完全改变了大众对真理和知识的接收方式和理解方式，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电视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解忧丸”。控制人们的不是“老大哥”，而是电视上的“好迪都迪”。
公众在尝试使用电视来做所有的事情，传播所有类型的信息，但不是一切都是可以用电视表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也可能被保留下来。
而且，电视只能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电视是“客户友好”型的，要关掉它实在太容易了，只有在呈现动感的视觉形象时，电视才能对观众产生最大的吸引力，它不适合复杂的语言或苛刻的要求。这意味着任何严肃的深奥的内容都无法在电视上播出，但真理往往并没有这么简单。
广告
电视广告是人们使用电以后产生的最奇特、最无所不在的一种交流方式，已经深刻的影响了人们的思考方式。
广告通过以最凝练的方式集中展示娱乐业的各种形式——音乐、戏剧、图像、幽默和名人——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
资本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相信，买卖双方应该具有相当的成熟程度，了解足够的信息，然后理智地进行双方互惠的交易，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从19世纪末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到20世纪50年代，语言形式几乎从商业广告中消失了。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
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
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丢失的旅行支票”和“远方儿子的电话”这类伪寓言不仅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还和《圣经》里的寓言一样具有明确的说教性。
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教育娱乐化
娱乐化甚至入侵了教育体系，从古至今，教育至少都会被认为是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但在今天，这个看法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芝麻街》是一档 1969 年在美国播出的儿童教育系列动画片，深受社会的喜爱，《芝麻街》的出现让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电视机前入迷地坐上很长时间。父母们热切地希望电视除了告诉孩子哪种早餐麦片最好外，还能够多教他们一些东西。《芝麻街》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学校的概念，在教室里，娱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电视上，娱乐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约翰·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
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其中必然后各种约束的介入，学习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要想获得出色思辨能力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也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无论是什么电视节目，至少都需要保证三条戒律才能满足电视节目的要求，而这三条戒律和真正的教育是完全相悖的。
- 电视节目必须是完整独立的，不能要求观众具备其他基础知识，并且摒弃了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
- 电视节目应该是简单直白的，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 由于电视本身的特性，电视节目中不能包含任何阐述，而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和音乐来进行。
这三点几乎意味着，电视节目只能用作娱乐的目的。
赫胥黎的警告
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最后，作者也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虽然希望渺茫，但这似乎也是唯一的办法。
解决方案就是学校，学校应当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也就是解读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教会学生们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并且纳入到课程之中。
最后，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现在
说了这么多，其实并不是为了反对娱乐，人们需要娱乐，毕竟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剩下的时间娱乐一下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仍然需要保持理性，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坚实的思维大厦，不能被娱乐信息填满大脑。至少也应该区分什么时候是在娱乐，什么时候是在学习。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主动成为娱乐的附庸者(没有贬义的意思)，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理性的人，但选择权需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被动成为娱乐的附庸，至少保持一份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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